东亚汉字文化与域外汉籍

古代秘籍

[align=left]在古代东亚世界，无论是中国，还是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等地皆是以汉字作为主要的书写文字。连日本学者西岛定生都说：汉字、儒学、佛教、律令制度是东亚文化圈的要素或文化特征。由于使用同样的文字，这样也就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汉籍。在这个基础上，进而形成了东亚文化的许多共性，形成了汉字文化圈。[/align][size=16px]https://p6-tt.byteimg.com/origin/pgc-image/b369f1856bf34e0ab7335ef1dcda4876?from=pc[/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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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size=16px]西线：新疆、中亚各地[/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20世纪初，新疆库车的库木吐拉出土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汉书·张良传》写本残片，皆为唐代抄本。[/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中亚昭武九姓地区的穆格山出土8世纪初的三通语文书。[/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北高加索山区大拉巴河的一条支流巴勒卡流经的莫谢瓦亚·巴勒卡墓葬区于1967年出土了汉语文书残片。[/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东线：朝鲜半岛、日本[/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1.朝鲜汉字文化[/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朝鲜半岛汉字：汉四郡时期（前108~313），朝鲜半岛就已传入汉字，儒家经典成为朝鲜半岛人习读的著作，朝鲜形成了独特的汉字习读办法“吏读”，标示朝鲜汉字读音。[/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朝鲜谚文的创制：朝鲜王朝世宗时期，由郑麟趾、申叔舟等创制朝鲜谚文28个字母，申叔舟曾多次前往辽东，向明朝翰林询问音律学问题。1446年，朝鲜颁行《训民正音》，目的是教导朝鲜百姓如何正确地读准汉字的发音，现常用朝鲜字母为24个。但是，朝鲜的官方文书、史书、文集、书信等等、仍然一律用汉字书写，汉字一直是其官方文字，直到1910年朝鲜王朝被日本吞并。[/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2.日本汉字文化[/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早期日语没有文字系统，汉字传入日本大概在公元3世纪前后，现在最早的一篇文件，乃收录于《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238年12月，曹魏致日本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的国书，其不仅把汉字和汉字记事的方法传到日本，还创立了用汉字标记日语的方法，这对日本古文化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并且很快为日本人所用。[/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载，5世纪，应日本邀请，朝鲜百济王室派学者王仁前往日本，任日本太子的老师。王仁带去《论语》等儒家经典，并创立训读的方法，从此日本人开始学会使用汉字和写作汉文，一直传到江户时代，汉文写作得以持续。日文读音，也一直将音读与训读并行不悖。[/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日语的表音文字被称为“假名”，“假”即“借”，“名”即“字”，意即只借用汉字的音和形，而不用它的意义，所以叫“假名”，与之相对的汉字则为“真名”。分为“平假名”与“片假名”两种，平假名源于汉字草书，片假名源于汉字楷书的偏旁部首，假名与汉字共同构成了日本文字书写，直到今天。[/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南线：越南[/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大约在汉朝开始，汉字（越南人称之为“字儒”）传入越南，儒家经典成为越南人习读的经书。[/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宋朝开始，有些越南人开始尝试以汉字为基础，创造新的文字来记录越南语词汇，这就是喃字，一般而言是两个汉字结合成一个喃字，一个表音，一个表意，分为假借喃字、形声喃字和会意喃字，多用于地名、人名和告示，并不普遍。13世纪开始，出现喃字文献。与之相对，官方文献、文学作品、诗歌、书信等仍用汉文书写，直到近代法国殖民时期。[/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越南的拉丁化国语字母于17世纪由西方传教士首创，1945年废除汉字，推行国语字母。[/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东亚的“笔谈外交”：笔谈是指汉字文化圈地域内不同语言士人相互交流的方法之一，主要使用汉字和汉文（即文言文）的交流方式，这种交流在近代以前的东亚地区尤为普遍。笔谈是明清东亚（中、朝、日）文化交流的一种特殊方式，也是当时东亚地区的学术知识交流的一个重要途径。一般认为, 明清东亚世界的建构是以汉字为文化纽带的。除了作为阅读活动的主要载体——汉文书籍的流通(“书籍之路”、“书籍环流”)之外, 在日常的跨文化交际中, 笔谈(或笔语、笔话)是明清东亚的一种特殊的见面书写交流方式, 简称“以笔代舌”。笔谈的文体常采用对话体, 多数为问答式, 也有相互倾诉式, 产生“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 具有“临场感、原生态、真实性的特点”。[/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东亚笔谈涉及的时段长(或谓最早出现在遣唐使, 但主体是明末至晚清)、地域广(中、日、朝鲜半岛), 尤其是人员来源复杂, 既有东亚文明圈内的中、日、朝三地人士, 也有圈外的西洋人(以传教士和商人等为主)、俄罗斯人、东南亚人(越南、缅甸等)等形形色色。笔谈所涉及的文化背景相当复杂, 甚至涉及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天主教等不同的宗教信仰。笔谈所讨论的内容也非常多元, 几乎无所不包, 其中的知识呈现多重交叉的格局。[/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书法艺术：随着汉字在东亚各地的传播，汉字的书法艺术也逐渐成为了东亚各地流行的一种艺术形式。中国书法传入日本后一直影响着日本书坛。由于日本的假名是由汉字脱胎而来，在实际应用中又与汉字交杂使用，因此中国书法对日本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对日本影响最大的书法家是晋朝的王羲之，再有是唐朝的欧阳询、柳宗元、颜真卿，还有宋朝的苏轼和元朝的赵孟頫。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可以说，日本书道，就是一部简明的日本文化史，一部中日文化交流史。”[/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域外汉籍：由于汉字传入前东亚各族没有文字，也没有书籍，因此，在汉字传入后，东亚各地开始大量引进中国图书。以日本为例，至平安时代初期，引进汉字书籍1579部，16790余卷。汉文书籍传入各地成为中华文明在东亚传播的重要途径，通过对汉文典籍的学习，朝鲜半岛与日本都逐渐形成自己的汉语文学。[/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所谓域外汉籍，根据目前学术界的共识，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历史上域外文人用汉字书写的典籍，如朝鲜半岛、日本、琉球、越南、马来半岛等地的读书人，以及17世纪以来欧美的传教士；二是中国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如大量现存中国古籍的和刻本、朝鲜本、越南本等，以及许多域外人士对中国古籍的选本、注本和评本；三是流失在域外的中国古本，如大量的敦煌文献、《永乐大典》残本以及其他各类汉文古籍。[/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在中国历史上，汉文化曾给周边地区和国家以很大影响，形成汉文化圈，除中国以外，主要还包括当时的朝鲜、越南、日本、琉球等地。后者又可称作“域外汉文化”。直到20世纪初，汉文化圈主要以汉字为书写工具，知识人写作了大量的汉文作品，因而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就保留下大量的汉籍文献。略举如下：[/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1.韩国 汉籍数量惊人，仅以汉城大学奎章阁所藏韩国本为例，据1981年出版的《奎章阁图书韩国本综合目录》，就达三万三千八百零八种。其中除少数如小说类中的“国文”部分，绝大多数是汉籍。韩国的汉籍中，文集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如《韩国文集丛刊》已出版二百八十册，收文集七百多种；《韩国历代文集丛书》三千册，平均以一集一册计算，也达三千种。[/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2.日本 日本的汉籍也极为丰富，根据岩波书店出版的《国书总目录》及《古典籍总合目录》的著录，即使排除了其中的日文本，汉籍的数量仍然是惊人的。从文集来看，如《群书类从》和《续群书类从》的文笔部，《五山文学全集》、《五山文学新集》、《日本汉诗》等，其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3.越南 根据由法国远东学院和越南汉喃研究院于1993年合编出版的《越南汉喃遗产目录》(Catalogue des Livres en Hannom)著录，越南的汉籍作品共有五千多种（其中包括一些喃文作品），其中集部类达一千六百多种。[/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4.琉球 琉球历史上尽管颇多文学之士，但文集多未刊刻。朝鲜时代南公辙《记琉球人语》记载：“自古有学问文识之士，而俗不刊书行世，如有著书者，则只誊传于子孙云云。”（注：《金陵集》卷十四。《韩国文集丛刊》第272册，景仁文化社2001年版，第263页。）所以经过战争的毁坏，其汉籍文献保存至今者已不多（注：参见高津孝、荣野川敦编《琉球列岛における宗教关系资料に关する总合调查·汉籍目录篇》，日本平成四·五年度文部省科学研究费补助金总合研究(A)研究成果报告书，1994年印行。）。[/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域外汉籍从其来源来看，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中国图书，有些是中国的刻本，有些则是他们的翻刻或重抄本，其中部分图书在中国已经失传；另一类是域外文人用汉字书写的著作，这是域外汉籍的主体部分。需要指出的是，域外汉籍虽以汉文化圈为主，但并不限于此。如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特藏的一批19世纪在华新教传教士的中文著作，就达七百多种，涉及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的内容。[/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形成与影响[/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首先，东亚汉字文化圈形成的一大前提是隋唐帝国与周边世界建立起一套政治秩序，这套政治秩序被称为“天下秩序”、“中国的世界秩序”、“礼治体系“。[/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其次，汉代以来东亚地区形成一种在诸多文化要素上具备了共通基础文化形态，这构成了隋唐帝国时代东亚区域内文化流动传播的重要基础，特别是唐代来往于中国、日本之间的新罗人、渤海人、日本人、唐人，以及他们所留下的诸多汉文诗赋作品，显示出一种以汉字为基础的文明超越国境的魅力。[/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再次，唐代文明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和鼎盛期，她是在大一统局面下发展而来，带有统一帝国的宏伟，呈现一种兼容的气度。[/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最后，东亚民族的慕华思想，东亚汉字文化圈形成固然是先进的唐朝文明通过唐朝的军事政治势力向周边各国扩展的必然结果，但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朝鲜、日本各国对中华文化的仰慕和追崇。[/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由此，东亚诸国纷纷主动吸收汉字文化，在政治、宗教等文化层面渐趋“中华化”。以艺术、技术、风俗等外在形式化的物质文明为表层，以制度文化、宗教信仰、文学修养、哲学理想等结构性的精神文明为中层，以内在的抽象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为里层，已形成多层结构、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圈。这对唐以后东亚历史的发展构成了深远影响，也将古代东亚看成一个独立的、有着自我发展规律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2020年10月19日[/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庚子年九月初三[/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资料来源[/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Ⅰ图书类[/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杨军、张乃和主编《东亚史》，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冯立君著《唐朝与东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韩昇著《东亚世界形成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韩】赵东一著，李丽秋译《东亚文明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Ⅱ期刊类[/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陈明《笔谈与明清东亚药物知识的环流互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张伯伟《域外汉籍与中国文学研究》，《文学遗产》2003年第3期[/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王勇《从“汉籍”到“域外汉籍”》，今日头条@善本古籍[/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杨谧《汉文化圈中的域外汉籍》，《光明日报》2015年2月4日[/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大军《汉字文化圈的两个长半岛：朝鲜、越南》，微信公众平台《话说大地七千年》[/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朱卫新《汉字与汉文化在东亚的传播与影响》，《东北亚论坛》2007年第1期[/size][/al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