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现藏孤本《新锲纂辑皇明一统纪要》

古代秘籍

[align=left]明代是私家刻书事业空前发展的时代，坊刻本书籍之多、内容之庞杂，为古代各朝代之最。这些书籍在国内有很多已经佚失，但有些却仍存于日本，而鲜为人们所知。万历年间坊刻本《新锲纂辑皇明一统纪要》，今仅存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央图书馆，已为天下孤本，其中包括许多十分珍贵的资料，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明代社会的某些状况。[/align][align=left]一、顾充及其著述[/align]https://p1-tt.byteimg.com/origin/pgc-image/RTkP2lq1RQ2X0U?from=pc[align=left]日本早稻田大学现存《新锲纂辑皇明一统纪要》15卷，题“古虞廻澜顾充纂辑，书林近山叶贵梓行”，注明为“万历新科刊行”。扉页有刻书者叶近山的识语：“一统志固我朝设官分理，纪经制、舆图、形胜、风俗、土产及历代事迹、人物，亦所以鸣一统之盛者也。第其书浩富，非人人所易窥。兹集纂各省所属名山、大川、胜境、人材、土产及大明官制，分为数卷，使舆图之广，不出户庭，天下事悉在目睫间矣。观者得无称为简便也欤！”文字虽然简短，但将著述意图和功用明晰地表现出来，即本书的主体内容原不过是把《大明一统志》予以简化缩编，以便于翻检而已。书前还有刘曰宁撰写的《大明一统纪要叙》，泛泛讲地理舆图之书的功用，日期署明为“万历新科”的“菊月”，即万历元年（1573）阴历九月，但全书卷末有“万历新科岁仲冬月广居堂叶近山梓行”字样，即刻行的时间应为是年十一月。[/align]https://p1-tt.byteimg.com/origin/pgc-image/RTkP2m2Hwq3m49?from=pc[align=left]本书题名的作者顾充，浙江省上虞县人。在《明史》中无传，亦不见于其他传记之书。《四库全书总目》在经部和子部的存目中介绍了顾充的《字义考略》、《古雋考略》二书，多所贬抑，对顾充生平事迹则仅有寥寥数语。查清光绪二十五年刊本《上虞县志校续》卷十载有顾充小传，文字稍详：[/align][align=left]顾充，字仲达，一字回澜。父吉，诸生，笃学善文，和易端亮，恒以不愧形影为训。充好古绩学，�儒溆谑贰Ｂ∏於∶�荐于乡，任镇海教谕，兼摄定海，弟子多乐其教。万历戊戌，大司寇萧大亨摄枢笎，以充总司厅务，相见恨晚，声望愈蔚，名流推服。终南京都水司郎中。著有《字义总略》《古雋考略》《历朝捷录大成》行世。[/align][align=left]据以上资料，我们仍不能考知顾充的生卒年，但他是隆庆元年（1567）举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总司浙江厅务，此后仍有升迁，则应出生于明世宗嘉靖中期前后，卒于明神宗万历后期。《上虞县志校续》卷四十四《文徵内篇》录有顾充诗三首，可表现他的思想与人格，其中《万历乙亥之夏，天气亢旱。五月晦，夕风雨暴作，海潮四溢，漂没庐舍，淹坏禾稻，怜而记之》一诗为：[/align][align=left]乙亥之夏天高晴，晦夜忽闻风雨声。江水海水卒齐发，热如沸鼎波涛惊。[/align][align=left]波涛四入浪霏雪，高原深谷无分别。室庐漂荡类浮沤，须臾赤子皆鱼鳖。[/align][align=left]最怜咸水淹田禾，田禾立槁如之何！终年仰望今已矣，将来饿莩还更多。[/align][align=left]嗷嗷万口吁天泣，凄凉千状难收拾。何时惠泽自天来，还愁扰扰催科急。[/align][align=left]这首诗描述台风、海潮给民众造成的灾难，深切的同情与沉重的忧虑跃然纸上，最后两句谴责了统治者不顾人民死活，惟事横征暴敛的行为。另一首《陪王碧崖父母筑塘》也描写水灾造成的苦难，诗中曰：“余有拯溺心，一箸惭无补，谁成捍卫功，荒区成乐土？”然而官府对灾区灾民漠不关心，好似有千里之隔，作者激愤地谴责说：“民瘥毒如荼，奚堪政如虎！脂膏已剥摧，何日收网罟？溪壑虽可填，有鉴在郿塢。”嘉靖年间的进士、山东按察使叶叔明曾经弹劾严嵩，后又在乡试策问题目中批评朝廷，因而被刑杖致死，隆庆元年平反。顾充感慨此事，作柏梁体诗《题东原叶公褒直册》歌颂之：“……身兮虽死名日隆，声称烈烈雷行空！埋轮折槛当齐风，铁肝铁面应追踪……我为国家惜豪雄，犹怜一死换余荣。”末尾仍对正直大臣之死深深惋惜，即使事后平反亦无法挽回遗憾。上述三首诗作，表明顾充具有批判官府盘剥民众、歌颂正直人物和同情下层民众疾苦的思想感情。在明朝后期，目睹政治的每况愈下、民生的日益艰难与社会问题的纷杂难理，象顾充这样满怀忧患的学者与文人，数量是很多的，其中也包括不少正直的官员。[/align][align=left]上外文所引顾充的传记，记录了他的著述三部：《字义总略》四卷，又名“字义考略”、“字类辨疑”，以44门分辨汉字的音义、笔画；《古雋考略》六卷，是一部类书，分33门摘录上至天文、下至政务、人事、草木等等资料；《历朝捷录大成》二卷，被清官方列为禁书，《四库全书总目》未著录。本书仿《资治通鉴纲目》之例而精简文字，纪事起东周威烈王，止于宋代，对历代史事撮其大旨，融以己见，采集诸书达285种。此外，《上虞县志校续》卷三十九《经籍》还著录顾充《正字千文叶韵》一书，清初顾氏后人欲重刻其著述时，已无处搜讨。至于顾充的《皇明一统纪要》及另一种撰述《通鉴纂要抄狐白》六卷，则在县志中亦未著录。那么是否二书皆为伪托之作呢？笔者认为这不大可能：第一，今存两书皆刻于万历元年，而日本所藏孤本《新锲纂辑皇明一统纪要》，从书名即可看出不是顾充原作的最初刊本，则顾充原作刊行时间更早于万历元年。当时顾充身分很低，年纪尚轻，名声未显，非书坊刻书时冒名的对象；第二，顾充后来以“尤邃于史”名世，他在历史学方面不当只有《历朝捷录大成》（二卷）一种著述，明朝人钟惺即称顾充“君蚤聪颍绝伦，博极群书，尤邃于史学。慨然叹史帙浩繁，观者莫知端倪，乃作《历朝捷录》……君倾也较捷南宫，入史馆，计所著述，当不止此。”因此，《皇明一统纪要》以及《通鉴纂要抄狐白》都应视为顾充的著述。[/align][align=left]二、中栏之《皇明一统纪要》的基本内容[/align][align=left]《新锲纂辑皇明一统纪要》是后出的坊刻本，书册尺寸为长26.3厘米，宽15.8厘米；印刷版面边框长20.7厘米，宽12.2厘米。页面用两条横线划分为三栏，各有竖格，纸料粗劣，字体大小不一。上、下栏均为零散庞杂内容，只有中栏是关于全国地理知识的《皇明一统纪要》。虽中栏内容一般只占一页版面的一半左右，但《皇明一统纪要》无疑是全书的主体内容，其他内容都是在刊刻主体内容的名义下收罗附加的，因为每页书口都写明“皇明一统纪要”的书名及卷数以及该卷所叙述的地区名称。而上、下两栏内容纷杂，无卷次可言，乃连续刊印，也不可能有一名确定的作者。所以本书题为顾充纂辑，指的是《皇明一统纪要》一项内容。[/align][align=left]顾充《皇明一统纪要》载于中栏，按行政区域分作15卷。第一卷北直隶，第二卷南直隶，第三卷为浙江，以下依次为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山东、山西、湖广、河南、陕西、四川、云南、贵州。北直隶与南直隶在明代地位特殊，自不待言，而以浙江为第三，并非依照《大明一统志》的编排顺序。在《大明一统志》中浙江是列于山西、山东、河南、陕西之后的，本书作者因为是浙江人，就将本省置于突出地位。[/align][align=left]第一卷之首有《皇明大一统地理之图》，绘有各个省区的位置、重要城市，以及长江、黄河等重要河流。北部的长城画得十分突出，长城之外，基本按“外夷”地区标示，与周边自立为国者图例类同。对周边国家，也大略标示其位置，即在该处以一方框写上国名，如南方有安南、占城、暹罗、满剌加，东有朝鲜、日本、琉球等等。这表明时至明代，地理视野虽然扩大，但在一般学者与社会民众之中，关注点仍然仅仅是长城以内地区。《皇明大一统地理之图》之后，依次绘有《周地理之图》、《汉地理之图》、《唐地理之图》、《宋地理之图》，粗陋极甚，只是用一个个方框填写地区名。似乎作者有考察历史地理的意识，并且欲将明朝与以往大一统政权的统治区域相比较，但历史地理知识不足，编辑成书又相当仓促，仅仅聊为示意而已。明朝后期，一种趋于狭隘的正统论观念日益流行，秦、西晋、隋、元等朝代，或因残暴短祚，或因得位不正，或因少数民族政权，皆被排斥于正统之外。本书只列有周、汉、唐、宋等前代的地理之图，反映出作者接受的正是比较狭隘的正统观念。各卷之首都绘有本省区的《山川大势图》、《州县鳞次图》，凡刻印地图之页版面不再分栏。省区的这些地图绘制较为细致，但仍不能把各县的地区范围准确表达，仅能标示位置，盖一则是受到当时的测绘技术所局限，二则是本书作为普及性读物，未将较高的学术标准作为编纂宗旨。[/align][align=left]《皇明一统纪要》编纂上十分简明，各卷内容之前先列本省区目录，即排列各府、州名称，各府、州之下列各县名称。这样不仅刻可以依目录顺序查阅内容，而且从目录上即可看出一省包括几府几州，府、州各辖哪些县，行政编制一目了然。正文内容亦简明扼要，分地区叙述地理、沿革、辖属、户口、经济、驻军、官制、土产、人物等，亦有学校、仓库、驿站一类事项，间或以小字采录历代有关系的诗词、传闻轶事、历史典故等等。府、州、县层层条列，大小区划互相配合，不重复也不遗漏。这些资料虽然节略于《大明一统志》，但编辑方法则经过重新安排。《大明一统志》是以府为基本单位综合分类叙述，即先述建置沿革、所辖各县，然后山川、名胜、古迹、土产、人物。从山川到人物并不在各县内叙述，而是集中排列并以双行小字注明属于哪一县。本书则完全改为以大小行政区划为纲。《大明一统志》重视建置沿革，如顺天府下详细记载历朝历代的行政设置和名称，而本书则仅在府名下以小字注释“汉名广阳，宋名燕山”。相反，本书对于经济资料却不厌其详地记录，例如在相当于省区的北直隶下注明：“八府一十九州，一百一十六县。里，总计三千六百有零；户，八百九十三万五千三百。夏秋二税共米麦六十一万四千七百石；绢，四万五千一百三十五疋；绵花一十万三千七百四十八斤；钞，九贯；马草，八百七十三万七千二百八十四束。长芦盐运司额办大引折小引盐一百八万八百七引，盐运司（一在沧州）领盐课司（二十四，青州十二，沧州十二）。亲军卫三十九，属所二百五十……”其下即叙述各卫所名称、编制、各行政官署名称、职能等等。对府级区域如顺天府，则记载辖有五州二十四县，并叙述地理范围、山川及所设仓库、草场等等。县一级的单位除叙述其下层衙署重要村镇、地点外，还记载本县的历史人物，很明显是删略《大明一统志》之文。例如《大明一统志》顺天府人物中有元朝人张九思，其文曰：“宛平人。以工部尚书兼兼詹事府丞。力举名儒上党宋道、保定刘因、曹南夹、谷之奇、东平李谦分任东宫官属，时称得人。累官平章政事，加大司徒……”而本书顺天府的宛平县内列有张九思，其名下仅注明“元时人，工部尚书兼詹事府丞”。《大明一统志》顺天府人物中又有董伦，其文为“宛平人。端厚质实，能诗文。洪武中为右春坊大学士，久之，出为河南参政，坐累谪云南。洪武末召还，授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礼遇甚厚。”而本书宛平县所列董伦名下仅注明“质实能文，洪武中为右春坊大学士，授礼部侍郎兼学士，上礼遇甚厚”，从《大明一统志》中删略而来的痕迹十分显然。[/align][align=left]综上所述，《皇明一统纪要》虽是从《大明一统志》删略缩编而来，但自有其编纂意图，它使内容结构简明化，改分类叙述为突出行政区划的线索，将建置沿革等内容大加省略，历史人物的介绍也明显缩减，而重视了经济资料的保留。这表明本书是从现实的实用需要出发，为普及地理知识而编纂的通俗性读物。明代后期，历史、地理以及一般社会生活知识性的通俗书籍大量面世，各类书坊竞相刊印，甚或自行抄纂拼凑，但也有不少文人学者投入到这类图书的编辑之中，形成历史、地理及其他学问乃至现实政治知识、社会生活知识空前普及的文化风景线。顾充是编纂此类书籍的学者之一，《历朝捷录大成》即为“慨然叹史帙浩繁，观者莫知端倪”而编纂的通俗普及性历史读物，《皇明一统纪要》的性质也体现了顾充这种通俗、简明的著书风格。[/align][align=left]三、上栏内容及其知识层次[/align][align=left]分为三栏内容的《新锲纂辑皇明一统纪要》，其上、下栏不象中栏那样为一系统著述，而总体上呈现为纷繁庞杂，有如今天编辑的综合杂志。但上栏与下栏的内容也有很大差别，故不能混为一谈。这里先分析上栏的编纂状况，下栏且留待后文。[/align][align=left]统观本书上栏文字，其编辑的内容大致有四类：配合中栏内容的地理知识；明朝当代的政治制度知识；历史知识；与当时社会生活相关的其他知识。[/align][align=left]1、与《皇明一统纪要》相配合的内容。本书一开头就在上栏记述“天下路程”，先为北京到各地的距离、沿途经过的驿站，分陆路与水路叙述，间或涉及路途行经处的物产、历史典故、风景，甚至引证前人的诗词。其次是是南京至各地的路程，亦有其他个别地区间的路程。这一部分约占相当中栏四卷的篇页。在《大明一统志》内，本有地区间距离的数字记载，但整理为这样以北京、南京为中心路程记述，还是需要一番爬梳、计算的功夫，至于本书的资料来自何处？是否还抄录于其他书籍？则不得而知。[/align][align=left]间隔相当于中栏两卷多的篇页之后，又出现地理及经济性的内容，列有“南北直地运所处漕运闸门名”，“南北直地”当指以北京、南京为核心的北直隶、南直隶，漕运闸门是运河上的设施。接着则为“天下里、户口、钱粮数目例”，其中记载“实计里六万九千五百九十六”；“户九百三十五万二千零一十五户，口共五千八百五十五万八百有零”；“夏秋税米麦二千六百八万五千九十六石、盐粮二百九十九万五千一百三十三石”；此后更列举一系列的粮、银、绢数字。[/align][align=left]经济资料之后则为“外夷”，这里仍将少数民族与外国混同一起，首先是朝鲜国，记述其沿革、风俗、土产以及受本朝封赐的状况，次为“女直”，记沿革、风俗和本朝对其地的管辖，有永乐七年设置的奴儿干都司及各个外卫所的设立时间。对日本的介绍有些来自传闻，而亦有真切之处，如“人不盗窃，少争讼”，“以漆制器，甚工致”，“土宜五谷而少麦，交易用钱”，“颇重儒书，有好学能属文者，尤信佛法，有五经书及佛经、唐白居易集”等等。列述的周边民族与国家达四十多个，诸如蒙古、西蕃、琉球、兀良哈、占城国、暹罗国、爪哇国、苏禄国、西洋古里国、锡兰山国、吕宋国、打回国、日罗夏治国、加勒异国、柯枝国、麻林国、祖法儿国、溜山国等等皆作简述，涉及南洋群岛甚至更远，反映了民间对周边国家关注意识的增强。以上内容延至相当于中栏的第十卷。中栏《皇明一统纪要》即有重视经济资料的特征，此上栏作为迎合社会需求的通俗读物，进一步补述了明朝当代的钱粮赋税数额，同样具有重视经济的眼光。明代中期以后，陆续出现大量的诸如《漕政考》（陈仁锡撰）、《榷政记》（王宗圣撰）、《两浙赋役全书》（娄志德撰）等等经济内容的史书，一个重视经济史和重视现实经济的社会文化背景正逐步形成，通俗普及性史地读物的撰写中属意于此类资料，就是这种风尚的表征。[/align][align=left]2、当代政治制度的知识。本书上栏从相当于中栏的第五卷起到第八卷的开头部分，记述明朝当代的一些政治上与制度上的知识。首先是明朝的“御宝”（原注：“即玉玺也”）：[/align][align=left]奉天之宝：此唐宋之神藏、镇中国之大宝，惟祀天地用之。[/align][align=left]制诰之宝：一品至九品诰命用之[/align][align=left]皇帝之宝：诏赦圣旨用之[/align][align=left]皇帝行宝：立封及赐劳用之[/align][align=left]皇帝信宝：诏亲王大臣调兵用之[/align][align=left]天子之宝：祭祀鬼神用之[/align][align=left]天子行宝：诏外夷调兵用之[/align][align=left]顾命之宝：敕六品至九品用之[/align][align=left]随后为“文职品第”、“武职品第”和“在京衙门官员品级”，内容是叙次各品级的官员职衔、名称。其次为“初授杂职散官定式”、“吏员出身资格”，涉及到选官任职的过程、手续以及对吏员考核与待遇，是官场内十分具体的规定。再下则是“官员俸给禄米”，列有大量具体数字，例如：“正一品，月支禄米八十七石，计岁共该支米一千四十四石；从一品，月支禄米七十四石，计岁共该支米八百八十石；正二品，月支禄米六十一石，计岁共该支米其百三十二石……”，这样一直列举，等而下之，直至吏员的禄米。这里的一套集中性的俸禄数字，为研究明代官员待遇及其变化提供参考资料。[/align][align=left]官员俸禄之后是“文官服色”，采取歌谣的方式：“一二仙鹤与锦鸡，三四孔雀云雁飞，五品白鹇惟一样……”可惜这里出现篇页残缺，后文不得而知。接着叙述“官员考满陞黜事”，规定官员考核标准，如：“九年内户口不增，考称平等不陞”、“九年预备仓无粮者不陞”等等。此处还抄录关于制定官员考核标准的原始性资料，如成化四年十二月、正统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的吏部官员题奏，皆有皇帝旨准的批语。其他如“官吏闻丧丁忧起复例”、“各处官吏丁忧起复程限”、“新官到任仪注”、“郡县迎接诏赦开读礼仪”等等，都是明朝实行的礼仪制度，讲述得十分细致和具体，为他处不易查见的可贵资料。此外，这里还列举明朝各个王府的名称，列举了明朝设立的各级“武职衙门”，如“锦衣卫”、“经历司”、“镇抚司”直至各个卫所、仓场、草场，军事上的编制可从中得以概览。[/align][align=left]3、历史知识。本书上栏叙述历史知识，是从明朝当代开始，首为“圣朝君臣考”，叙列一朝皇帝之后，必列举当朝名臣。对明太祖朱元璋，书其故里、出身和功业，下列徐达、李善长、常遇春、李文忠冯胜、邓愈、刘基、陶凯、胡惟庸等等历史人物，不因后来得罪而隐没其名。太祖之后直书“建文帝”之称，并记其事曰：“在位四年，及靖难兵入金川门，宫中火起，或言帝殂，或言其变姓名，有一大臣随之出……”且引录了传闻中的所谓题金山寺诗，“人始知其为建文帝云”。在明朝诸帝中，明英宗前后两列，中间为景皇帝。建文帝、明景泰帝是明朝史事中两个敏感的问题，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从其侄建文帝朱允炆手中夺取帝位，贬黜朱允炆为庶人；明英宗于土木堡被蒙古瓦剌部俘虏，为抗击瓦剌，明朝另立新君即景泰帝。明英宗被释放回国，后来乘景泰帝病笃临终而发动“夺门之变”，复辟帝位，削景泰帝号。这两朝史事后来虽渐渐放宽避忌，但直至万历中期纂修国史之时，官方仍未确认建文朝朱允炆的皇帝名位，也没有解决为建文、景泰两朝设立“本纪”的问题。而这部万历初年刊行的通俗普及性读物中，明确标以“建文帝”称号，将明英宗前后两次列出，置“景皇帝”于中间，不仅纠明朝《实录》之谬，而且比当时官员、学者的私修史书更加客观、更有胆识，反映了社会基层对当代史事的认识。清官方纂修《明史》之时，将明英宗立前后两个本纪，而在中间加有《景帝本纪》，清代考据学大师钱大昕赞扬《明史》的这种安排，认为其例是“创前史所未有”，“斟酌最为尽善”。但这种历史见识看来早在明代即已形成于民间，流行于广众，非清代史官之创见。[/align][align=left]叙述本朝当代史之后，为前代历史，因残缺篇页较多，现存者是从秦朝开始。按朝代顺序记述，采取极通俗的笔法，每一朝代或时代之前皆写有歌谣，如《汉纪》之前为“高惠吕后文景兴，武昭宣元成哀平，光明章和殇安继，顺冲质桓灵献更。西汉高帝起丰沛，东汉光武成中兴。”这虽然有些俚俗，但使各代皇帝的继位次序便于记忆，不失为初涉史学者的有益读物。其后则叙述各朝重大史事及功臣名将与其他历史人物。元代歌谣中有“……用夷变夏古所稀，圣人执策北逐之。”表现出夷夏之防的思想倾向。[/align][align=left]4、与当时社会生活相关的其他知识。本书上栏还载有一些关于天文、气象、占卜等等在社会上流行的知识，可借以窥见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在相当于中栏第十一卷处有“天文图说”、和“分天图说”，在天文知识中参杂了以星座比拟人事的说法，“分天图说”主要讲何处天区相当与何处地区的所谓“分野”的说法。这里引述有名文人唐顺之的某些论断，并加上不明作者的按语予以阐发，又抄录有《论分野》一文。其后在中栏第13、14卷之上栏，有“龙神行风”、“素问候气”等，其文称“凡龙神朝会，大杀逄合之日皆有恶风，无风则雨，乘船宜忌。此乃许真君秘传，并见弹冠必周。”以下便列出一系列日期，如正月初一、初八、十一日、二月二十五、三十日等等俱龙神日，三月初三、初九、十三、二十等等俱“龙神朝星辰”，何日恶风、何日大雨均有定数。在“素问候气”部分，谈论各个节气风向、日色及其他气候变化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如秋分日风东来，万物不实，谷贵；南来，凶；西来，人民安，岁丰稔；北来，冬酷寒。另外，“新官到任图”讲述新官上任选择日期的方法，以圆形画图配以文字解说，显得神秘而荒诞。这一部分内容将迷信传说与实际经验混杂一起，有待披沙拣金，如收集的民间气象谚语、对气象、物候的观察判断，包含不少可贵的资料。[/align][align=left]综上所述，本书上栏内容是以下级官吏和学问层次尚低、但思想比较正统的读书人为对象而设计的，知识层次有通俗的一面，但决不粗俗，在今天看来是无稽之谈的那部分内容，当时则被一般人认真对待而视为一种学问。思想比较正统的下层读书人，怀着向上爬到官吏位置的希望，与下层官吏的有相近似的观念和需求。本书上栏的安排，可以满足这一层次人物更多地了解地理知识、当代社会知识、历史知识的需要，即使是上述天文、气象、占卜吉凶等内容，也主要为了官吏等乘船行路安全，为预测某一地区总的年景而编辑的。最后的“新官到任图”，虽具有迷信色彩，但足以使当时的“新官”注意。这种“新官”或者是读书人刚刚爬上官位，或者是被调动的关官员，其编辑意图就是要吸引这批读者。因此，这部坊刻之书尽管收录的内容相当庞杂，但在编纂构思方面还是颇有一番匠心的。[/align][align=left]四、下栏内容及其反映的商业状况和社会生活[/align][align=left]本书下栏所针对的读者与上栏不同，具有十分特殊的安排，在一开头就写明：“此编详示《辩论客商规略要览》”，这成为下栏的核心内容。所谓《辩论客商规略要览》，是一篇讲述商人注意事项的文献，篇幅较大，既是当时商业经验的总结提炼，又反映明代商业发展的一些状况。目前，除在这部孤本图书中附载之外，尚未发现另有刊载之处，因而极其珍贵。全文分《统论》、《船户》、《脚夫》、《银色》、《商税》、《世情》、《客途》、《保摄》、《拣选》等若干个标题，按专项事类论说，其《统论》曰：[/align][align=left]夫人之于生意也，身携万金，必以安顿为主，资囊些少，当以疾趭为先。但远出先须告引，搭伴同行必须合契。若还违拗，定有乖张，好胜争强，终须有损。重财之托须要得人，欲放手时先求收敛。未出门户，须仆妾不可通言；既出家庭，奔程途而贵乎神速。若搭人载小船，不可出头露面，尤恐船夫相识，认是买货客人。陆路而行切休奢侈，囊沉箧重亦要留心。下跳上鞍必须自挈岂宜相托。舟子车家早歇迟行，逢市可住，车前桅下最要关防。半路逢花，慎勿沾惹；，中途搭伴，必须防闲。小心为本，用度休狂，慎其寒暑，节其饮食，到彼投主，须当慎择。不可听其中途逢人之言，须要查其貌颜行动。好讼者人虽硬而心必险，反向无情；嗜饮者性虽和而事多疏，见人有义；好赌者起倒不常，终有失要；嫖者飘蓬不定或遭颠。已上之人重难重寄。骄奢者性必懒，富盛者必托人，此二等非有弊而多误营生。直实者言必忤，勤俭者必自行，此二般拟着实而多成买卖。语言便佞扑绰者必是诓徒，行动朴素安藏者定然诚实。预先访问客中还要临时通变，莫说戾家，要寻行户，切休刻剥，公道随乡。义利之交、财命之托，非恒心者不可实任也，买卖虽与之议论，主意实由乎自心。……货有盛衰，价无常例。放帐者纵有利而终久躭虚，无力量一发不可；现做者虽吃亏而许把稳，有行市得使又行。得意者志不可骄，骄则必然有失；遭跌者气不可馁，馁则必无主张。买卖莫错时光，得利就当脱手。[/align][align=left]这段文字中间还讲述了“察天时”、“知丰歉”看行情以决策的方法与道理，但充篇却透露着商业的风险意识。在以下的《船户》、《脚夫》中，亦站在商人立场道出经营的百般艰险：“且以顾〔雇〕船一事，必须□□计处，徇彼虚实，切忌爱小私雇，此乃为客之第一要务也。虽江湖中老奸巨滑尚难逃其术，何况笃实之人哉！”列举出一系列盗换货物的现象与防范办法，“千货千弊，百狡百奸……犹有盗货价倍于船，凿船沉水、弃水而逃。”认为商家应当“机心疑设，防慎为先……倘有余资，切休露白。《易经?系辞》云‘慢藏诲盗’，古圣良言，船户纵使无心，客作岂能保得！”对于“脚夫”的防范与船户类同，主要是讲如何避免货物被盗，但脚夫的偷盗手段不及船户复杂。作者似乎对全国各地的情况皆有了解，如关于脚夫，其中曰：“摩云岭、福建关、盘山脚夫倒可寄托，张家湾、河西务车家脚剥甚是能偷。”这些文字中包含着许多商人的实际体验。[/align][align=left]其实，商贩与船户、脚夫之间也是一种商业关系，文章的作者主张公平交易，合法经营：“若夫船、脚之奸恶，以律论之，罪至充徒，理所当也。又容收赎而轻宥，情法何勘？掌法之官，又乌得而知如此之弊哉！虽曰船、脚之奸恶可恶，间有良善之辈，客人亦不可加之于刻剥也。船户以外财而装内财，用人工而使盘费，一船干系岂小哉。脚夫一担在身，百骸俱动，加之亏刻，于理何常？”这种反对相互欺诈的态度是公允的。[/align][align=left]在商业活动中，白银是当时最重要的货币。本文《银色》部分反映出明代的商业，多有在银锭上做手脚的行为。因此，作者细致讲述判断银锭成色的方法，有些说法现今已较难理解：[/align][align=left]至于算法，乃买卖之常经，自有书记心授。银色实生涯之本领，过眼须要留心。九程（成？）本色，微微细丝。重八正银，粗丝两道。九二三者，细丝底白而面青……上江文银但夹铕者，只在九八。上江水丝边青丝隐，只销九程。南京摺铕青丝，九三、九七边白者身高。北京乾搭敲丝八程、九程，黑面者就弱。北京多有插香弊，上江多灌蜜陀僧……[/align][align=left]作者对判断银锭的成色十分内行，从纹路、颜色、碴口提出许多具体的察验标准，还指出“亦有夹糖饼，两边是银，中间是假，夹开时宝色相映，唾舔方知”，“须看底角，钻银必贴石屑”，总之“作弊之徒，千方百计，迷愚混智。颠倒失错，有误大事。”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在买卖中加倍的小心注意。“银色”之外，本文又叙述了秤棒、斛斗等计量器具，详述各地规制的大小之不同。对于各地出产稻米、麦、豆、杂粮及芝麻、菜子等油料所具有的不同特色，均加以详细介绍，特别是棉花于不同产地有不同品质，分辨得十分细致。经过加工的产品与手工业品涉及到各类丝织物、布匹、毛毡、包蓆麻、纸、香、漆、糖、椒、蜡、锅、皮、鞋、茶、盐、果品、酒、麯、竹木板枋、食品及其他杂货，均叙述其产地和质量等次，甚至包括保存方法如“用姜切片铺于缸底，将糖倒入，庶不发酸”等等，为明代经济史的研究可提供极其具体细致的资料。[/align][align=left]关于“商税”，本文作者不主张逃税，但反映出明代收税方法各地不一的问题，其文曰：[/align][align=left]既为客旅，要知商税来由，身在江湖，岂可抗违王法！番货全凭官票，引盐自有水程，茶引与盐引相同，白矾同茶盐二例。新小钱非贩卖之货，醃牛肉有盘诘之由，硫磺焰硝岂宜贩卖？但凡违禁切莫希图。北京卖货有税钱又有调钱，河西交关有税钱而又有船料。临清户部钞税两兼，若上北京照引保结而税，苦于他处，四六过税而不饶。淮安抽分，襍油、襍铁、杂麻、竹木板枋、柴炭、香油处处不抽，亦难免于报税。南京少异荆州，亦差芜湖，止免柴炭、不让黄藤。黄州钞税、抽分，无般可免。板闸、九江、杨州、许墅只干船料，商税无干。正阳、湖广亦是钞关，不是钦差，却原抚委。梧州亦有镇守抽分，三原亦有本县钞税。其余各处有司，地方不一，律有同条，官无同性，应有抽分之货，必纳钞税之供。二十里外稍可停船，但遇买卖之时，到彼先询土俗。须防船户之奸，凡事自家斟酌。[/align][align=left]这段文字概括地说明了各地商税的征收办法，不仅明朝朝廷征收商税，各地更实行各不相同的抽分、钞税规格。“律有同条，官无同性”一语和上文列举的实例，说明了地方上的征税方法更值得商人注意，因此作者建议商家在关卡二十里之外就停船了解情况。其后，本文在“世情”标题下介绍各地商业习惯，如“北方经纪直而慢客”、“临清诸郡将银看过始开算盘”、“北京卖货搭头最低，一见之间全凭眼力”等等。在“客途”标题下，谈到行商路途上的凶险，有当时流传的说法如“巴蜀山川险峻，更防出没之苗蛮”，“荆州到四川生而拼死”、“膠州至六套死里逃生”等等，于是提出“为名者君命难违，为利者财心肯息”，委婉地表达不提倡出入险地经商的意见。“保摄”部分针对商人谈如何注意身体健康，详细叙述保健之方及常备药物，以及防御毒虫猛兽之类。“拣选”部分叙述出行选择“吉日”的问题，其次是与出外行商有关的“占候”，即观测气象。最末一项是“劝谕”，劝商人向善、劝商人节俭：“似此水宿风餐，般般劳倦，晓行夜算，事事关心，离乡别井，只因图利……钱财难得，不可轻挥，酒食两般，自宜斟酌。”全文最后的结语为“物理无穷，见闻有限，不能尽述，姑举其纲。更俟湖海高人再加删增校正。”可以看出，《辩论客商规略要览》是熟悉商业又具备一定文化的一名作者写出的，似这种以商人角度议论商业问题，涉及南北各地、分各个专题加以概述的著述，在中国古代实为凤毛麟角。文中反映商业经营中的种种艰难险阻，表明明代商贩之业虽则普遍存在，但缺乏必要的保障机制，从全篇叙述来看，也缺乏较大规模的商业经营，基本皆为个体小型商贩的运行方式。[/align][align=left]《辩论客商规略要览》结束之后，又收录庞杂零散的内容，例如用较大篇幅叙述诉讼的方法、用语、类别以及刑法的问题，占据相当中栏六卷多的位置，十分详细周到。其后接以“警谕格言”，讲“为臣而忠”、“为子而孝”和其他伦理道德，包括许多歌谣，如《劝孝歌》极力强调母亲养育儿女之辛苦，描写不孝之子的情形有“一娶得好妻，鱼水情和熟，看母面如土，看妻颜如玉。母若责一言，含怒嗔双目；妻若骂百句，赔笑不愧辱。母着旧衣裳，妻被新罗縠……健则馈一饭，弱则馈一粥，袄裤渐单寒，枕衾不温燠。弃置在空房，犹如客寄宿……”这使我们了解即使在古代，民间依然存在对母亲不孝和虐待的问题。这些劝谕内容或以格言方式，或以歌谣形式，不拘一格，反映的是一般平民的心态，例如《通俗歌》说：[/align][align=left]人家好子弟，爱作秀才样，父兄庇荫下，终日闲浪荡。田又耕不得，书又读不上，误了一生事，父兄何指望？我有几句话，虽村却不错：好衣只管穿，好鞋只管着，上岸便文物，下田便耕作。文物固是好，耕作也不弱。伊尹在当时，耕作有莘野，撇却牛中犁，便去相天下。寻常世上人，莫望那般大，耕读一般看，方是贤良着。[/align][align=left]又有《谕俗置财产不须大》歌谣说：[/align][align=left]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福也大。借问此理是如何？子孙财大用也大，天来大事也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财也少、产也少，后来子孙祸也少。借问此理是如何？子孙财少胆也小，些小生业自知保，俭使俭用也过了。[/align][align=left]显然这是一种要求下层平民安于现状、保持平稳生活的劝导。其他如《尚勤词》、《劝先了钱粮歌》等等，都具有这种针对社会下层平民的特征。为了适应下层平民的某种需要，本书下栏又刊录了民间气象谚语、占测年成方法和讲述民间礼仪与应酬诸事等等，大抵顺手拈来，随意刊载，虽然显得杂乱，但对于了解明代民俗和某些方面的社会生活，有很大的补益价值。以上这些内容有的不免带有保守性、封建性思想倾向，但都应当属于一定时代内的规范、“正派”的读物，而另外有不足下栏内容百分之五的文字则污秽下流，如教人如何抓住机会勾搭妇女，以及淫秽歌谣、淫秽谜语之类，穿插在下栏其他零散内容之间，从书商盈利的目的出发，全为满足一些人的低级趣味而编辑。这在任何时代，都应当属于社会文化垃圾中最肮脏的部分。[/align][align=left]上文我们在分别叙述《新锲纂辑皇明一统纪要》三栏内容时，已顺带分析了其中所能反映的明代社会状况，现将其概略地总结和补述如下：[/align][align=left]（一）《新锲纂辑皇明一统纪要》编纂的形式和内容很有特色，表现了明代书籍刊印的一种值得注意的发展趋势，即书籍所载内容的多样化、知识的普及化、读者对象的层次化。明代图书刊刻的发展，已形成民间手工业及商业的联合经营机制，私家书坊刻书业空前兴旺的局面，是依赖于商业上的盈利来维系，图书发卖量是书坊经营成败的决定性因素。这促使刻书业主设法争取更广泛的读者，导致采取多样化的内容与通俗、普及的撰写方式来编辑书籍，即使在一本书中，也尽量编入多方面的知识，使许多读物呈现为类似近代“杂志”的趋向。而读书人的社会地位、文化水平、知识需求、鉴赏情趣是各不相同的，刻书业很清楚这一点，在推出不同文化层次的读物的同时，乃试行在一书中分栏编辑不同的知识层次。《新锲纂辑皇明一统纪要》就是这一类书籍的典型代表，其中栏是一位有名作者的著述，利用了作者的名望及其著述的实用特色，上、下栏针对不同层次读者编纂多样化内容。与此书相似而流传更广的有《万宝全书》，多家书坊反复刊刻，书名或作《五车聚璧》、《万宝聚璧》等等。据称是有名文人艾南英编纂，该书从天文、地理、历史、政制到农桑、算卦、酒令、游戏等内容无所不包。流传之广，达于关外后金政权，成为其统治者最喜爱书籍之列，在清太宗天聪年间即已翻译为满文。这表明在明代，书籍内容的多层次化和各类知识的普及化成为社会文化发展的潮流，有着十分深刻的有影响。[/align][align=left]（二）明代商业有了相当大的发展，长途贩运成为较普遍的方式，这在本书收载的《辩论客商规略要览》有充分的反映。商业经营的广泛发展，使之不仅如冯梦龙小说“三言”体现的那样在文学上得到较大的关注，而且出现了这里所见的总结性、概括性撰述，标志商业行为登上一个新的社会文化层次，已不在“不足道”之列。但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商业缺乏较大规模的集团经营，缺乏必要的社会安全保障，同时尔虞我诈、奸弊丛生，处于相当艰难和无规范的境地。商人和商业仍然被视为社会的低下层次，这部《辩论客商规略要览》虽然具有系统、完整的内容，还是被载于本书的下栏，这就是直接的明证。[/align][align=left]（三）本书中的经济资料、民俗资料等等，往往有其他书籍不予记载者。所反映出的社会生活面貌则是十分复杂的，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倾向，是平民中安于平稳生活的心态。在这种处世意识下，财富和较高的地位虽然具有吸引力，却不成为竭力以求的目标，上文引述的《通俗歌》、《谕俗置财产不须大》等等，即这种社会心态的表现。甚至在商业上也形成如上文所引“但凡违禁切莫希图”、“为利者财心肯息”等言论的避免冒险的意识。这种社会心态，或许与上层政治腐败、政争激烈所导致的社会消极情绪有关，是研究社会史应当注意的一个问题。迷信观念的泛滥、流氓污秽“文化”的堂皇登场，在本书中同样有所反映，说明明代的社会具有很大的复杂性，全面研究明朝的社会历史，此类坊间刻本图书应当是特别需要开发的资料来源。[/al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