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古籍善本中的中国传统文化

古代秘籍

书籍是人类知识保存与传播的载体。从古至今，中华民族创制了各种材质、形式和装帧的书籍，从甲骨、竹简、木简到绢帛、纸书，源远流长而独具特色，体现并承载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智慧和精神。甲骨、竹简、木简及绢帛书等早期书籍，由于年代久远、留存不多，早已是珍藏于金柜密室中难得一见的稀世珍宝。纸书则不同，因其是古代中国主要的书籍形式而尚有大量遗存。这些古代书籍，虽大致有一个相似的外在形制，但因为刻印的时代不同、地点不同、刊刻者不同、内容不同而又往往各具特色，每一部都是与众不同的独特个体。特别是古籍中的善本，又因为历经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传承，在历代收藏者之间辗转流传，留下许多独特的印记。每一部古籍善本，都有一段别样的精彩历史，无不映射着多姿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因而，每一次翻检古籍善本，都是一次感知、认识传统文化的过程。

首先，古籍善本中的文字，不仅是记录各种知识的载体，还是汉字书法艺术的宝库。自宋代开始，雕版印刷技术渐趋成熟，书籍刊刻出版也走向规模化。但是，因时代风尚不同、刻字书风有别，最后印出的书籍字体也风格各异。可以说，每部善本，就是一部独特而精美的书法作品集。比如宋代浙本，不论是国子监等官刻，还是家刻、坊刻，多用唐初大书法家欧阳询的欧体字；而宋代的建本、蜀本，则多用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的颜体字。到了元代，浙本多用宋元之际大书法家赵孟頫的赵体字，建本还是颜体字。即使是采用同一书法家的字体，也往往各具特点。宋建本的颜体字大致出于颜真卿的《多宝塔》，宋蜀本的颜体字则是撇捺都长而尖利，又带有中唐书法家柳公权的柳体字的特点；元代建本的颜体相较于宋建本，则要略廋而圆劲。明初的赵体字也和元代的赵体字不同，融入了柳公权柳体的笔法。明代中期如嘉靖本的欧体字，也和宋代浙本的欧体字不同，而是方板整齐，趋向规范化。从明代后期到清代，又兴起方体字，一种在欧体字基础上产生的，横细竖粗、横平竖直、方板整齐的新字体。这种新字体后世称“方体字”或“宋体字”。方体字又有扁方体字、长方体字之分。在方体字流行之时，又有所谓的写刻字体——如宋明人刻法帖的晋唐小楷。

此外，每一部善本中的书名、序跋以及题诗题词等，又往往使用与正文不一样的书写形式，例如篆书、隶书、行书、草书等，也无不是精美的书法艺术。所以，翻检、浏览一部一部古籍善本，就是在欣赏各种风格的书法艺术，在千变万化的书写中，感受汉字的优美与婀娜。如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一册《唐女郎鱼玄机诗》，卷尾有“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的牌记，说明是南宋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的刻本。翻开诗集，可见其刻印刀法精到，墨色晶莹，欧体书写风格。陈宅书籍铺的主人陈起，字宗之，自称陈道人，工诗善吟，与士大夫诗酒往还，著名当世。因将对鱼玄机的理解和同情寓于书中，因此镌刻秀丽工整，刻印俱精，为陈家坊本中的代表作。翻检这本陈宅书籍铺的《唐女郎鱼玄机诗》，就如同面对一件精美的书法艺术册页。同时，由于此书为历代收藏家所宝惜，书前书后，又多有题跋、题诗、题词。宋刻本《唐女郎鱼玄机诗集》，历代题跋、题诗、题词就多达十三页，书风各异但都是书法精品。

其次，古籍善本中的牌记，不仅体现着古籍的形式美，还蕴藏着中国传统的耕读文化精神。中国古代的书籍刊刻出版，大致可分为官刻、家刻和坊刻三种方式，无论哪一种方式，刊刻者都会在书籍上留下相关信息，或者在版心标注，或者在序跋中说明。最为典型的方式，就是在序目后面或卷末空白处，刻印一个“牌记”，也叫“书牌”或“木记”，简明地标注刊刻时间、刊刻地点、刊刻者姓名、室名，甚至书坊字号、堂号、版本特点以及刊刻经过等相关信息。比如宋本《文选五臣注》上的牌记刻有“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印行”，宋本《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上的牌记刻有“世綵廖氏刻梓家塾”。书中的牌记，最初以简单的方框与正文区别开来，后来形态逐渐丰富。牌记自宋至清，从简单到繁复、从占据一行半行到半个页面，逐渐从一个简单的标识转化为书籍的内封面，最后又脱离内封面，复归简单形态。

牌记是许多古籍善本的独特印记，在这些牌记的背后，是曾经活跃在历史上的那些刊刻者和他们的书坊或书铺、书棚以及他们刻书、印书的经历，往往体现着中华民族传统的耕读精神。例如，对知识的敬畏，对理想的执著，以及勤劳、担当等美好品行。明代著名出版家、藏书家毛晋，是中国历代许许多多书籍刻印者中的一个，就体现了这样的耕读精神。毛晋生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卒于清顺治十六年（1658），三十岁左右开始藏书、刻书，至去世之前，前后将近四十年，刻书众多，所刻书板逾10万片，经史、词曲、小说、笔记无所不包。其藏书楼名“汲古阁”，隐含了毛晋急切追求、集藏、刊刻古籍善本的心志。毛氏刊刻古籍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刊刻极为谨慎细致、精益求精。每刻一书，必慎选底本，毛晋本人既是著述家，又是鉴赏家和版本学家，所刻之书必为宋版元刊，珍善秘帙，且经过亲手校雠和题评，达到“无憾于心”，才肯付梓。为提高刻书质量，毛晋常常亲自撰写题跋，考镜源流，辨別真伪，提要钩玄，为读者指点门径。这样的题跋累计达249篇之多，后毛晋选取其中的125篇汇成《隐湖题跋》一书。为了收藏古籍、刊刻古籍，毛晋耗费巨大。仅《十三经注疏》和《十七史》两部书的耗银就达15480两。毛家有祖田数千亩，收益大多用于藏书和刻书。明末清初，战火仍频，经济萧条，毛晋一次就卖掉祖田300亩。后来经费越来越紧张，数千亩田产几乎出卖殆尽。毛晋以其实际行动，完美地诠释了中国古代“耕读世家，以田养书”的传统耕读精神。可以说，毛晋是中国古代无数有担当的文化守望者的典型代表，有赖于他们的收藏、刊刻，“宋椠之无存者，赖以传之不朽”，中华传统文化才得以递传不绝，民族的精神血脉才得以生生不息。

最后，古籍善本中的藏书印章，不仅是古籍善本历代流传的印记，还体现着中国源远流长的惜书、读书传统，以及敬重与尊奉知识的传统。在中国古代，很早就设立有官方的藏书机构，传说中的上古时代，就有“三坟”“五典”。《尚书•顾命》记载，文王登基，在陈列的国宝中，就有《大训》《河图》等珍贵典籍，并设置了专门的国家藏书机构——府、史。秦统一六国，设立御史大夫一职，“在殿中兰台，掌图书秘籍”，藏书处则有明堂、石室、金柜等。至两汉，国家藏书则有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兰台、温室、石室、东观、宣明、洪都等处；隋唐设秘书省掌图籍，藏书地则有弘文馆、史馆、崇文馆、集贤殿书院等；两宋也以秘书省掌图书，藏书地则有崇文院、秘阁等；元朝则有秘书监；明、清则有翰林院、文渊阁等处。而在民间，私人藏书家、藏书楼更是历代不绝，名家、名楼无数。《中国历代藏书家辞典》收录历代藏书家2747人之多。所以，保存至今的古籍善本，许多都传承有序，这可在古籍善本上留存下来的各式各样的印章中看出一二。

这些印章，不仅颜色鲜洁，篆刻精美，都是上乘的篆刻艺术精品，而且每一枚印章的背后，都有一段关于这部善本的收藏历史，讲述着历代一个个爱书人求书、藏书、惜书、读书的美好故事，体现着中国敬重、尊奉知识的美好传统。比如南宋陈起陈宅书籍铺所刻《唐女郎鱼玄机诗》，传至明代，曾经为著名藏书家朱承爵收藏，从朱承爵处散出后，又为明代项元汴递藏，今此本上就印有很多项元汴的藏印。至清代初年，此书又为何焯收藏，后归兰陵缪氏。至嘉庆，藏书家黄丕烈得此书。据说，当年一位书商有此书并要转卖，但要价很高，黄丕烈得知，为了得到此书，索性就在书商家门口等待，书商被他的诚意打动，便以较低的价格将书卖与他。黄丕烈号称“佞宋主人”，对宋版书非常痴迷，收藏《唐女郎鱼玄机诗》后，特将装帧形式改为黄丕烈式的蝴蝶装，即世人习称之“黄装”。在得到这部书后的第三天，黄丕烈的幼子出生，他觉得幼子与这部书有缘，就让幼子重新题写了书名，这就是现在这部书正文前的隶书大字。黄丕烈对此书极为看重，经常邀朋友赏玩。例如，曾邀著名仕女画家余集赏玩此书，余集因此作“鱼玄机小像”，题“唐女道士鱼元机小影，秋堂为荛圃作”十数字，今附于书前。黄丕烈还先后两次邀请朋友雅集，赏书作诗。第一次是嘉庆八年（1803），雅集邀请了十位文友，黄丕烈以“荛翁属题唐女郎鱼元机诗”十一字为韵，共成诗十一首。第二次是道光五年（1825），黄丕烈再雅集邀请了十二位文人，加上自己的儿子，共十四人，不限体韵，成诗二十八首。两次雅集所成诗，都被他附在了诗集的正文后。从黄丕烈处散出此书之后，又经徐渭仁、黄芳、袁克文等人收藏。从袁克文处散，归潘氏宝礼堂，潘氏捐献国家，现藏国家图书馆。书上累累的名家藏印，折射着中国源远流长的诗书传统。

流传至今的古籍善本，在外在形态上，还有许多特殊的形制，细微如一页书的鱼尾、边栏，单行、双行，纂图、批点之别等；大者如一部书的双栏本、三栏本，大字本、小字本，巾箱本、套印本，评注本、批点本之别等，随书可见一个时代的人文风气、学术理路、思想流变、学风趣尚。可以说，古籍善本，凝聚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一部古籍善本，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标本、一部生动形象的简史。今天，我们应该充分重视、合理利用古籍善本，使其在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新时代文化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