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津：古籍版本鉴定的诀窍在实践

古代秘籍

[align=left]版本鉴定是一门学问，掌握它的诀窍，无非就是实践。《文心雕龙·知音》有云：“观千剑然后识器，操千曲然后晓声”，沈津先生强调，懂一点中国书史的源流，了解各种版本鉴定的知识还远远不够，至于某些本本上的人云亦云、十人一面，则很难看出作者的真知，即使经验也甚少体现。如有幸在藏有丰厚资源的重要图书馆的善本部、特藏组、历史文献部工作，数十年如一日，经眼数千部乃至更多，再加上“高手”的指点，日积月累，阅历自然丰富，经验和教训也都会使人成长。事实上，顾廷龙先生就是一贯坚信实践出真知的，而沈津先生追随起潜师三十年所积累的实践经验，我们相信也一定是在大学图书馆学系的课堂和书本上根本学不到的。[/align][align=left][size=16px]沈津先生以某省馆藏《太学新增合璧连珠声律万卷菁华》的版本鉴定为例。该书十函一百册。海内外仅存八十三册，某省馆藏八十册，北京市文物局藏两册，国家图书馆藏一册。该书前集共一百二十门、六十卷，宋李昭玘辑，为天文、地理、君道、治道、人品之属；后集一百七十六门，八十卷，宋李似之辑，为职官、经籍、礼乐、兵戎、衣服、仪卫、器用、食货、技艺、祥瑞、物类之属。前后集皆各分子目，每目列名君事鉴、名臣事鉴、圣贤事鉴、群书事鉴、诸史事鉴等。全套现存一百一十六卷。半页十五行、行二十至二十一字不等，小字单行。细黑口，四周单边，双鱼尾，框20.5*16厘米。卷一第一页前之衬页钤有乾隆帝三玺，即“五福五代堂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朱文方印，每册首页上方钤有“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椭圆印、“天禄继鉴”白文方印，以及“天禄琳琅”小印。其他藏书印则尚有“鲜于枢”和“困学斋”两方。彩锦封面、黄绫书签、锦套，孤本。收入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唐宋编子部。[/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从书史源流的角度来考证，我们发现，此巾箱本“宋刻”曾经是元代书法家鲜于枢家的插架之物，后一直深藏皇宫天禄琳琅中，世人难以窥见其真实面目，直至溥仪逊位后才偷运出皇宫。据《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记载，宣统十四年（1922）7月13日至9月25日期间，他们集中运出的古籍珍本，仅宋版书就有199部，其中即有《太学新增合璧联珠声律万卷菁华》这部书。这批古籍出宫后，由溥仪的父亲载沣交给载涛，载涛再秘密运到天津静园。后来这批东西一部分被逐渐变卖了，一部分又随溥仪运到了东北后不断流失。某省馆所藏八十册，系某省师大王晓春之家藏，1962年1月9日售与该馆入藏。[/size][/align]https://p6-tt.byteimg.com/origin/pgc-image/Rp0AvvT9KmcGxn?from=pc[align=left][size=16px]顾廷龙与沈津（右）。[/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但沈津先生却说，之所以能认定此书不是“宋刻”巾箱本，绝不是先来源于文献考证，而首当其冲的就是直观的实践经验。其一，纸张就是皮纸，而后面几种纸张墨色之新绝无宋版可能；其二，宋本上钤有元人印当属正常，但鲜于印佚去大半，“困学斋”则完整无损，谛审再三，两印不真。宋刻本，元伪印，绕过明直接到清，再后面也没有藏书印，后查验发现除天禄琳琅外，其他书目均未著录；其三，最重要的是，此书有部分页面天头及边栏之右边均被人用刀割裂，而且割去原纸后又配以他纸，不同纸张的反差很大，原纸为皮纸，配纸为罗纹纸，罗纹清晰可见。为什么要割裂？经验告诉我们，历来藏书家对待宋刻本都视若明珠玮宝，呵护有加，从未见有将宋刻本天头之纸割裂之事，即使是宋刻残页也是敝帚自珍，岂有将宋本卷一第一页之天头割去移作他用之理？倒是曾见过割裂天头的明刻本多种，割裂之纸当移往他处，其作用在修补旧书时以旧补旧，还有就是估人作伪所需。综合判断割裂的时间，当在乾隆间或在此之前，书入内廷，馆臣版本不辨，故“天禄琳琅”所藏，尤其是明刻本漫作宋本者甚多。[/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沈津先生认为，古籍版本鉴定的实践经验绝不是故弄玄虚的“观风望气”，其来源恰恰是海量的古籍经眼和目验，它是发现问题并得出基本判断的前提条件；当然，要想彻底解决问题，还必须与文献考证相互验证，二者缺一不可。追溯该书著录之讹误，我们发现，昔日北图仅根据零种残本就率然定为宋本，导致该省馆则据此沿袭。查检《北京市文物局图书数据中心藏古籍善本书目》《北京文物精萃大系·古籍善本卷》《历代珍稀版本经眼图录》三种书目皆著录二册残本为“宋刻本”，《中国传世文物收藏鉴赏全书·古籍善本》则著录此二册为“元刻本”；今《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00792号，即为某省馆所藏百二十卷及国图所藏一卷，又《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07150号，为北京市文物局所藏二卷，均以“宋刻本”而入卷。尤为不堪的是，某省馆还将书名中的“太学”误著录为“大学”，《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第253部，更在影印出版时，竟然缺漏了书名中的“声律”二字。[/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由此可见，古籍版本鉴定是一门科学，准确鉴定难度较高，来不得半点虚假。无论是纸张墨色，还是字体藏书印的鉴别，都有赖于长期实践经验的积累。作为一名古籍工作者，只有鉴定正确才能保证著录质量，鉴定若有差错，必将误导读者。[/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临别之际，年逾古稀的沈津先生，还向我们透露了即将完稿的新书《沈津古籍版本三十讲》的写作框架，“《书林清话》没有写的我来写，绝不人云亦云。”这还是先生一贯的学术气度。以书价为例，明代万历以前是看不到书价的，但正如彭信威《中国货币史》所言，书价又是最难找的。彭书也就举了三四个例子，有的还不是第一手资料。而先生一生经眼的善本书和普通线装书各在两万部左右，翻阅过的明刻本则在一万部左右，填补书价之空白，非先生莫属；再以藏书印为例，小小一方藏书印的鉴定，先生却往往能佐以几十个例子来证明。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坚信，除了实践经验，版本学更似人文社科领域的“自然科学”，更应发扬乾嘉诸儒“无征不信，无信不立”的朴学传统，才能最终做到学不可诬、难而后获。[/size][/align][align=left][size=16px]“玉翦堂前万卷储，一编许读乐何如。浮生愿向书丛老，不惜将身化蠹鱼”，“我是书丛老蠹鱼，骆驼桥畔自欷歔。羡君食尽神仙字，宁静舍嘉愧不如”。古籍版本学的第一要义在于目验,可以肯定地说，恰恰是这五十年的书丛生涯，甚至是堪称“蠹鱼”的岁月，造就出了沈津先生这样一位杰出的版本目录学家的。[/size][/al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