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武侠 （武侠文化）

幽羽

武侠是华人界特有的一种流行文化。武侠文化以各式侠客为主角，神乎其神的武术技巧为特点，刻画宣扬侠客精神。

古代武侠
即使是不提先秦诸子、史记汉书以及志怪、唐宋传奇、话本、民俗、戏曲之侠义人物和文艺，单就古典明清（尤其是清代以后到近代）侠义、公案文学，著名的有：《水浒全传》、《包龙图公案》、《海刚峰公案》等。
清代后期：《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施公案》、《彭公案》、《海公大红袍》、《海公小红袍》、《永庆升平全传》、《绿牡丹》、《圣朝鼎盛万年青》、《刘公案》、《狄公案》、《林公案》、《白牡丹》《正德下江南》、《英雄大八义》（大宋八义）、《小八义》（梁山后代）等侠义公案小说。

民国武侠
民国以后出现的《明清八义》、《三侠剑》、《雍正剑侠图》（童林传）、《五女七贞》等等，尽管从年代划分不属于“古典文学”，但也都属于传统侠义小说，多以曲艺说书形式流行。
到了当代，由于小说、影视、戏曲、曲艺的发展，传统武侠文学被改编为评书、评话、弹词等各种形式的作品，不断丰富发展，续书也很多，比如《金刀黄天霸》、《白眉大侠》等。

武侠流
中国现代武侠的分派
武侠小说之所以有新、旧两大派的说法，大抵是由新、旧文学之分而来。故范烟桥着《民国旧派小说史略》特加点明：“旧派”主要是指章回体小说。然而此一 界定对于武侠小说而言，并无太大意义；因为凡是长篇武侠小说必分章回，无论其 为对偶、孤句或是长短不一的回目，皆不例外。
那么所谓“新派武侠”小说究竟何所指？笔者认为理应以作品的内容所表达的 新思想、新观念及新文学技巧而定，且缺一不可。新派武侠诞生客观上反映了中国作�易非竺褡宥懒⒑腿宋墓鼗车乃枷耄�因此题材更加广泛、更加精彩，人物形象也脱离了以往武侠一味求“侠”的风尚，更加贴近读者，表现了侠骨柔情的精神内涵。新派武侠因为其作者生活时代，在情节安排等方面抛弃了封建思想，也脱离了真实的历史背景，使作品更像是在一个架空的却与现实紧密相连的世界。如新派武侠开山之作《龙虎斗京华》，就融入了义和团。在写作技巧上，新派武侠融入了西方小说的写作手法，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自梁羽生、金庸先后崛起香江，武侠小说即在传统的基础上又有 所发展。香港方面，除梁、金二子外，另有蹄风、金锋、张梦还、牟松庭、江一明、避秦楼主、风雨楼主、高峰、石冲等；而台湾方面则声势浩大，计有郎红浣、成铁吾、海上击筑生、伴霞楼主、卧龙生、司马翎（即吴楼居士）、诸葛青云、孙玉鑫、龙井天、墨余生、天风楼主、醉仙楼主、独抱楼主、蛊上九、古龙、陆鱼、上 官鼎、东方玉、曹若冰、南湘野叟、武陵樵子、慕容美、萧逸、古如风、向梦葵、 陈青云、柳残阳、司马紫烟、秦红、独孤红、温瑞安、贾羽等等（以上大略按其出道先后 排序）；云蒸霞蔚，极一时之盛。
最近大陆新崛起的武侠小说作家有步非烟、凤歌、闲云绿柳、小椴、沧月、藤萍等等，对武侠小说的境界做了新的探索。步非烟的作品玄幻气、脂粉气较浓，如《华音流韶》。凤歌初期学习金庸的痕迹较重，如《昆仑》，带有明显的《射雕英雄传》的影子，而新作《沧海》则已突破金庸境界，自创一脉风格。闲云绿柳是夫妻二人的笔名合在一起（闲云、绿柳），坚守传统武侠路线的同时，侧重于给武侠小说加入更多社会小说的元素，着力塑造了另类武侠人物宇文诚、隋云逸等，代表作是《剑影茗香》。沧月在武侠中加入了其它各种如动漫等元素，有听雪楼系列和鼎剑阁系列，文风空灵飘逸，比较华丽。藤萍的《香初上舞》，以上诸人都广受读者欢迎。

武侠文化
武侠与儒、道
从远古时期的部落战争，阪泉之战，涿鹿之战，习武就在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周武王《剑铭》中：“带之以为服，动必行德，行德则兴，倍德则崩。”则更是强调“以仁德为武”，至此“武”与“儒”便愈发不可分了。
以后，游侠之风日盛，青少年多以身为游侠为荣，诗人骚客都崇尚书剑飘零、仗剑远游的生活。这些游侠总是或隐身山林、或略显神技后便飘然遁去，不知所终，颇具道士之风。《史记－游侠列传》更是以史书的形式记载了游侠的潇洒执着，话语间赞誉之意溢满文笔。
“武侠”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一直是属于平民阶层，武侠伦理实际上就是民间社会用以规范人际关系的道德标准，是一种“情义伦理”。它不仅和“儒家”思想相结合，又与“道家”等各种思想相结合，蕴涵了很深的伦理，包容了极大的范围，是个不断再包容的文化。正如刘鹗所言：“儒、释、道三教，譬如三个铺面挂了三个招牌，其实都是卖的杂货，柴米油盐都是有的，不过儒家的铺子大些，佛、道理的铺子小些。皆是无所不包的”。早在西汉时期，儒教已经过统治者的“独尊儒术”成为那时中国唯一的显学，深深植根于人们的观念和社会中；佛教（从现有史料上看）于西汉末传入我国，至南北朝后便逐渐流行，略思便可知，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立足、得以传播，必是依附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相适应，援儒入佛，设法通过儒士传播其教义，才快速流行起来的。其中最典型的要属东汉牟子的由儒而佛了，据《牟子》十四章云：“（儒与佛）如金玉不相伤，精魄不相妨”，可兼信，亦可互补。西晋的孙绰在《弘明集?噜道论》中也曰：“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内外名之耳。……”。
至于“武”与“侠”结合的开始，则早在先秦春秋时期，由“士”化分而出，即所谓“文者为儒，武者为侠”。在这一方面，儒家的对立面_法家的创始人韩非子在《韩非子·五蠹》中叙述的很明白：“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话虽有其偏激之处，然却一语道破了“武侠”与“儒家”同出一源的事实。它们之间互相抗衡，互相影响。然而，分久必合，两种文化的融合点逐渐扩大。从“武”可以健身看，与“儒家”、“道家”的长生不老，修身养性，就不谋而合。至此，“武”再也不是上古时代单纯的用招术、用兵器互相格斗了。它已经成了一种伦理，一种文化，已经上升为一种“侠”，一种精神，甚至成为一种民族的象征，一种独特的集体潜意识的人格崇拜，一种追求人格完美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情结。
如今的社会是越来越竞争激烈、欲海横流，武侠小说以其古老的伦理重义轻利、重亲情讲友爱、互助互利的精神，为从古至今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从精神上复归传统的最便捷的途径，提供了一个传统道德上的乌托邦。它发展到现在已成为中国人的道德乐园，保持了强大持久的生命力。
而我国的传统文化一直以“入世”和“出世”思想为主导，不“入”则“出”，“入”“出”结合，“武侠”正好可以做到两者的完美结合。于是“武侠”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便成了幻想救国的出路之一，也成了自古文人的共同喜好。
因而，从某种层面上看中国四大传统文化可归为：“武侠”、“儒”、“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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