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刻本不乏珍善之品

古代秘籍

[align=left][color=rgb(34, 34, 34)][font=&quot][size=16px]考究书籍版本之学者，要么好古敏求，宋元明清、稿抄校批；要么新兴文艺，初版毛边、名家签题。[/size][/font][/color][/align][align=left][color=rgb(34, 34, 34)][font=&quot][size=16px]周叔弢先生就曾在致黄裳先生的信中指出：“当民国初年，董康、吴昌绶刻印之书，纸墨精良，比之明代书帕本，要高万倍。”[/size][/font][/color][/align]https://p1-tt.byteimg.com/origin/pgc-image/SCpbEhvH78JzGA?from=pc[align=left][color=rgb(34, 34, 34)][font=&quot][size=16px]尽管时下民国刻本的搜罗赏玩者日益渐多，而书价也已达成千上万之数，但真正对其有比较全面系统的专门研究，似乎仍不多见。考究书籍版本之学者，要么好古敏求，宋元明清、稿抄校批；要么新兴文艺，初版毛边、名家签题。虽然也有确具识见者，如周叔弢先生就曾在致黄裳先生的信中指出：“当民国初年，董康、吴昌绶刻印之书，纸墨精良，比之明代书帕本，要高万倍。”（手札原迹影附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4月版黄裳先生《珠还记幸（修订本）》中《自庄严堪》一文后）而民国刻本“向来都不是出版史着眼的重点，已经出版的众多的通史、教材，都未曾着墨”，连“《民国时期总书目》也把刻本排除在外”，则也是事实。因此，彭卫国、胡建强两位的《民国刻本经眼录》（以下简称《经眼录》），虽然只是其在多年工作实践中用心关注、不断积累的初步尝试，但近百种民国刻本精品的著录排比以及相关考述，对这个确实值得开发并深入的研究领域来说，已不仅有资料梳理的创基础之功，或许更堪称颇具眼光的开风气之先。[/size][/font][/color][/align]https://p6-tt.byteimg.com/origin/pgc-image/SCpbEiYrP9r1P?from=pc[align=left][color=rgb(34, 34, 34)][font=&quot][size=16px]书讲版本，由来已久。无论是读内容、用资料，还是玩收藏、事贩转，求精求善，则概无例外。当然，目的不一，侧重也各不尽同，于是，就有了所谓“善本”的定义和标准。举例来说，清末张之洞在《輶轩语》中认为：“善本非纸白板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阙之本也……善本之义有三：一曰定本（无阙卷、未删削），二曰精本（精校、精注），三曰旧本（旧刻、旧抄）。”另一藏书名家八千卷楼主人丁丙，则在提出“旧刻、精本、旧抄”的同时，强调“旧校”。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为编全国性的古籍善本总目，又有以“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为纲，并附九项细则的所谓“三性九条”等等。要之，无非就是内容、形式和时代这三个概念。前两项应该说是基本不变的科学标准，而以时代论，则过去有以明代嘉靖年为断的，后来又划清朝乾隆为界……总之好像一直在变。事实上，这种以某个年代“一刀切定”来划分善本的做法，不管有无道理，都必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至于过去较长时期内民国刻本不受大多数藏家的青睐，固然可以认为与其时代相对较近的“不古”有关，而当如今连铅印洋装的新文学书籍，也早成版本之学中的一项热门时，相对有关民国刻本研究的缺失，或许又从一个侧面，多少反映出作为传统工艺的雕板印刷，到了历经千年之后的民国年代，在更便实用的近代机器印刷工业大势所趋的革新替代之下，已经不再是书籍印制的主流。但是，虽非主流的民国刻本中，却不乏值得关注的珍善之品。[/size][/font][/color][/align]https://p6-tt.byteimg.com/origin/pgc-image/SCpbEj1kT9bhc?from=pc[align=left][color=rgb(34, 34, 34)][font=&quot][size=16px]正如《经眼录》指出的那样：“民国刻本的价值，最主要的，是它的学术性和资料性。刻书者大多为有学问的人，所刻之书，自然以有益学问为首选。”尤其是一些当时文人学者的诗文别集、学术著述，多赖刻本，成一代文献。而其中精校精刊者，更可称善本。如上海古籍出版社近年陆续推出的“中国近代文学丛书”中，就有不少民国刻本，经整理者比勘研究之后，被选为精善可据的工作底本。像陈曾寿“《苍虬阁诗集》，以民国二十九年刻本为最善”；范当世诗文集各本中，则以民国二十二年《文集》十二卷、《诗集》十九卷，并附《蕴素轩诗稿》五卷的浙江徐氏校刻本，“后出转精”，且较其他版本内容更足；翁同龢诗集，虽先有1913年常熟开文印刷所铅排的《瓶庐诗钞》六卷，但1919年由翁氏门生陆襄出资的武昌书局仿宋刻本《瓶庐诗稿》八卷，则“经缪荃孙、邵松年前后数年的校勘，除异体字稍多之外，错字极少”。而《经眼录》所收，亦颇多此类，如民国十二年（1923）沔阳卢氏所刊梁鼎芬《节庵先生遗诗》六卷，民国二十七年（1938）刊陈宝琛《沧趣楼诗集》十卷，民国十九年（1930）双玉蝉馆刊邵瑞彭《扬荷集》四卷红印本，民国十二年（1923）孙氏四益宧刊孙德谦关于骈文研究的专著《六朝丽指》，乃至我国最早翻译西洋科学小说家儒勒·凡尔纳《八十日环游日记》的陈寿彭夫人薛绍徽的《黛韵楼遗集》八卷（民国三年陈氏家刻本）等等，皆名家名作、刊印精好之本。还有民国十九年（1930）袁励凖（珏生）自刊《恐高寒斋诗》二卷红印本，更是“由撰者自书以付手民”，并用“清中期库纸精印”，无论品相、刻工、墨色，均极为赏心悦目，故“堪称民国家刻本之一流珍品”。袁氏为一代名流，诗文翰墨，皆有声当时。其书法尤为人宝重，除《经眼录》中介绍北京新华门匾额即由其题写之外，海宁王静安（国维）先生墓志，亦据其手书上石。[/size][/font][/color][/align][align=left][color=rgb(34, 34, 34)][font=&quot][size=16px]尤可一说的，是《经眼录》所收海宁张宗祥先生《补钞文澜阁四库阙简记录》（民国十五年刻本）一书。曾任浙江图书馆馆长、西泠印社社长的张氏，素有藏书、抄书、校书之癖。其六十九岁时，曾将手抄之书尚存者，著为《铁如意馆手钞书目》，而该目自序所述，正可窥其抄校生涯：[/size][/font][/color][/align][align=left][color=rgb(34, 34, 34)][font=&quot][size=16px]予自十二岁始出就外傅，读四子书。其时如饥者得食，不择精粗，以果腹为度。三十以后，方事雠校，与单君不庵、周君豫才、朱君蓬仙等，从事古籍。自三十五岁起，赵慰仓同年喜搜孤本，傅沅叔先生富于庋藏，予亦乐此不疲，如入宝山，无所不爱。抄校诸书，恒至夜以继日。至五十七岁，抗战军兴，始不能每日抄校。入川之后，若断若续。六十三岁后，竟未抄一书。所抄之书，有为亡弟麟书保存海上者，有为友人保存汉口者，有为身携入川者。胜利还都，在南京时，一度会集清点，计三千九百余卷，如《太平御览》分类之类，所存仅二千数百卷。本意欲抄八千卷，与丁氏八千卷楼相匹。今年将七十，恐此愿难偿。所存之书，向未编目，因亟为订定，留一纪念。此中影写本，乌丝栏亦皆亲手所画。后有得者，幸念其辛苦而珍藏之。[/size][/font][/color][/align][align=left][color=rgb(34, 34, 34)][font=&quot][size=16px]张氏一生中最称壮观的大规模抄书之举，则是在浙江图书馆馆长任上，继八千卷楼丁氏兄弟之后，主持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抄补之役，前后历经三年，共抄补二百一十七种，四千四百九十七卷，二千三百五十八册，时称“乙卯补抄”，从而使《四库全书》江南三阁（文汇、文宗、文澜）中唯一独存、但又毁散甚多的文澜阁本，弥补了缺失之憾。张氏此书中所收周庆云《补钞文澜阁四库阙简记录弁言》、张宗祥《补钞文澜阁四库阙简记录记》，以及《补钞文澜阁四库阙简书目录》、《重校丁氏旧钞文澜阁四库各书目录》、《补钞文澜阁四库阙简在事诸员姓名录》、《补钞文澜阁四库阙简收支征信录》等，无不为研究有关文澜阁《四库全书》毁散、搜补始末详情的第一手资料，不仅珍贵难得，且极具文献价值。[/size][/font][/color][/align]https://p1-tt.byteimg.com/origin/pgc-image/SCpbEjf7AIhatv?from=pc[align=left][color=rgb(34, 34, 34)][font=&quot][size=16px]《经眼录》作者还注意到，“民国刻书，以藏书家为主体”，因此，在分类上即以“藏书家刻本”与“私家刻本”、“机构刻本”鼎列。虽无不可，然在具体归类中，似稍有可议之处。如刘世珩玉海堂所刊《景宋绍熙本坡门酬唱》，与其辑刻的《暖红室汇刻传奇》，不知何故，分置“藏书家刻本”和“私家刻本”两类中；特别是“私家刻本”中如秀水王大隆、华亭封文权、成都严遨、严谷声等，其实都是几代传承、收藏丰富的世家，且眼光精到。如封氏曾藏姜小枚（皋）《浦泖农咨》，虽为道光间所刊专述松江府地区农事的戋戋小册，却是独一无二的幸传孤本，后归上海图书馆。著名前辈学者胡道静先生，于其《稀见古农书录》（收入氏著《农书·农史论集》，农业出版社，1985年6月）中，专门著录这本“写述得有特点”的珍贵农书，并对其存世情况，通过调查，得出结论：“今所知者，只有上海图书馆藏有一部”，“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曾派人到本书著刻地点松江县去搜访，亦不能得第二部，乃从上海图书馆录一副本，我亦从上海图书馆过录一部。”则封氏藏书之品质，可见一斑。而传承�易濉瓣谠笆榭狻蔽迨�万卷藏书的严谷声，据说当年曾面对四川军阀迫其出让宋刻《淮南子》、《晏子春秋》等珍本的威逼，美国哈佛欲以五十万美金购其所藏全部方志的利诱，以及孙科等权贵要其携书迁台的怂恿，都被他一概拒绝。却在1949年后，将三十多万卷家藏善本尽献公库。又在其七十五岁时的1960年，以一笔不苟的端楷长篇，向国家有关部门递上了这样的《建议书》（手稿全文影入方继孝《旧墨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5月）：[/size][/font][/color][/align][align=left][color=rgb(34, 34, 34)][font=&quot][size=16px]解放以来，我政府注意整理旧籍，广为流布，而于旧时手工技艺，亦发掘提倡，令勿失传统，百花齐放。近若陶瓷、竹石、玉漆、象牙、刺绣、板画等工艺，皆日新月异，骎骎迈古，惟刻书手工，尚未闻发展。或因木刻不若石印、排印、影印之省易，但以艺术上观点而言，木刻书与板画同为吾国艺术之一种，似亦不可偏废。正如剧种之例，既演大众化之京剧、评剧、话剧，同时亦演古雅之昆剧，盖同是一国文化遗产，皆宜发扬光大。木刻书实为传播文化要术之一，应与石印、排印、影印等书，并行不悖。此等传统优良之刻工，现今各省尚不乏其人。及今提携复兴，尚堪与玉牙等工艺靳骖并进，否恐年老病亡，绝艺失传，不免为国家一种损失。谷声世代藏书，并曾刻书多种，多年流布，常感木刻工艺废弃之可惜，间与许多知友论及，皆有同感。窃谓当此重兴手工艺术之时，似宜建议政府，设法保存。[/size][/font][/color][/align][align=left][color=rgb(34, 34, 34)][font=&quot][size=16px]时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的谢无量先生，也在严氏此书后附笔：[/size][/font][/color][/align][align=left][color=rgb(34, 34, 34)][font=&quot][size=16px]影印、石印、排印虽已发展，木刻自应并重，以存古型。木刻中亦有精美之板画。又古书之能传久，尤在名工之补缀丛残。此种人材，不宜使之失业，则传古之方与装潢之志，皆得继续不朽，亦盛事也。乐至谢无量附记。[/size][/font][/color][/align][align=left][color=rgb(34, 34, 34)][font=&quot][size=16px]严氏并在卷末详列“渭南严氏精刻书目”四十多种，《经眼录》所收《重校颜氏家训》、《声类表》二种，均在其中。另外，曾见民国间成都黄致祥茹古书局刊有乔大壮先生《波外楼诗》二卷及《波外乐章》四卷，亦皆明丽精好，开卷楚楚，因附记于此。[/size][/font][/color][/align]https://p3-tt.byteimg.com/origin/pgc-image/SCpbFrZ2zaps8G?from=pc[align=left][color=rgb(34, 34, 34)][font=&quot][size=16px]民国刻本中最讲究的，也许还数那些由董康、陶湘、蒋汝藻、张钧衡、刘承幹、徐乃昌、刘世珩等藏书名家传刻的景刊古本。他们不仅亲自或专聘学者精校细勘，且不惜工本，选上佳纸墨，付好手名工，写样精刻，遂成一代绝品。《经眼录》记民国间吴兴三大藏书家之一的蒋汝藻，计划从其所藏宋本中精选二十种，委托董康影刻“密韵楼丛书”。后因财力不继，仅成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三卷、三国魏曹植《曹子建文集》十卷、唐李贺《歌诗编》四卷、宋周密《草窗韵语》六卷、宋宋伯仁《雪岩吟草甲卷忘机集》一卷、宋郭祥正《青山集》三十卷、唐《窦氏联珠集》一卷，是为著名的“密韵楼七种”，均出北京文楷斋名工之手，“刻精纸善墨靓，堪称民国雕板艺术的代表；加之流传稀少，早已被视为新善本”。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当年书业名铺的北京文楷斋，除为名家代刊古本旧籍之外，还曾刻印卞之琳《音尘集》、林庚《冬眠曲及其他》等新文学名作，皆规整考究，清朗可爱；且旧瓶新酒，别具韵味。而与蒋氏密韵楼鼎立的另外两家，为刘氏（承幹）嘉业堂和张氏（石铭）适园，伦哲如《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评曰：“藉甚吴兴蒋与刘，石铭参立学尤优。适园未抵嘉业富，择是精过密韵楼。”“择是”指张氏适园中又一藏书之处“择是居”。《经眼录》记蒋、刘两家所刻书种种，独未及张氏。其实，藏书“未抵嘉业富”却“精过密韵楼”的适园主人张钧衡（石铭），亦喜刻书。曾以《适园丛书》，刊布其所藏抄、稿诸本中未经刊刻或虽刻而传本仍稀者；又有《择是居丛书》，则以宋元古本为主，刻印尤佳。[/size][/font][/color][/align]https://p3-tt.byteimg.com/origin/pgc-image/SCpbFs71IfWfbP?from=pc[align=left][color=rgb(34, 34, 34)][font=&quot][size=16px]“密韵楼七种”之外，董康还代吴昌绶、陶湘等各家刻书，皆晚清民国刻本中上品好物，故《经眼录》谓其“以至刻书名胜于藏书名”，《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亦咏叹其事：“法源寺里日营营，雕本人间走不胫。徒为他人造楼阁，可怜木匠缺门闩。武进董授经康，精究版本，而家少藏书。尝得周密《草窗韵语》，今为海内孤本。未几，以千五百金售之蒋孟苹，孟苹因自号密韵楼。近岁又为刘翰怡编《藏书志》。尝聚工匠于法源寺刻书，数十年不辍，所刻词典为多。粤谚云‘木匠缺门闩，瓦匠无下间。’下间指厨房，意盖慨优于艺者，徒供人役，不自谋也。”其实，董氏一生嗜书，原亦颇有收藏。辛亥（1911）革命事起，避往日本。为维持生计，以随身所携藏书，部分易米；而剩余精本，又因各种缘故，在民国初年陆续散归国内藏家，但还是一边刻书，一边利用多次东渡之机，访求借观，著录考订，乐此不疲。其东游日记《书舶庸谈》，也以多记书事而成书志学名作。该书四卷本自序中，有这样的回顾：“弱冠通籍，观政云司；治牍余闲，流连厂肆阅二十年，未尝或间。于宋元暨明嘉靖以前名刻，略有所储。辛亥，悉以归诸大仓氏。旋由鬻书而转入刻书，士礼刊成，廛无一宋；以今况昔，事有偶同也。”然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藏书虽去，爱好仍在；用以刻书，自然出手不凡，正如《经眼录》所称：“董绶经颇重刻书，甚求质量，精雅绝伦。纸用上等皮纸棉连，墨用上等黄山松烟，并专门雇用民国四大刊刻名家之一黄冈陶子麟等一批工匠，专事刻书。”而《书舶庸谈》卷一中民国十六年（1927）一月十日日记所记，似更可见其刻书极尽讲究、精益求精之细节：“在古梅园购碎墨十斤寄沪，以印《盛明杂剧》二集。墨本徽城名产，然近十年来，参用洋烟，纵增其值，徒饰外观。施之梨枣，反不如日本产之黝黑而有光也。”于是，昔日董氏诵芬室自刊及代人所刻诸书，遂多精善，并渐成今日藏家搜求宝重之物。[/size][/font][/color][/align]https://p6-tt.byteimg.com/origin/pgc-image/SCpbFsj3VfTM3H?from=pc[align=left][color=rgb(34, 34, 34)][font=&quot][size=16px]民国间藏书家刻书，于工艺材质等求精如董氏之外，尚多重文字内容者。《经眼录》记叶德辉自刻其名作《书林清话》，“经三次修改，以民国九年（1920）观古堂刊本为最佳”；且于内封特镌“书经三次修改校对，的无差讹”字样，似有所标举。然王欣夫（大隆）先生遗著《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鲍正鹄、徐鹏先生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2月）中，常及民国藏书家刻书诸事，其录叶氏题民国丙辰（1916）自刊《六书古微》跋语曰：“余此书原稿据孙氏平津馆刻宋小字本《说文解字》。孙刻影宋本原底旧藏湘潭袁氏卧雪庐，余曾借校，不差累黍。孙刻偶有数处误字，亦宋刻旧误，未尝改也。世无宋本，自必以孙刻为化身，汲古、藤花诸本皆不足用矣。丙辰回苏，匆遽以此书稿付儿辈写刊，诸从子分校，各持一本，不能画一。门下覆校，复未细勘，以至讹误增删，迥非原稿之旧。今已令儿辈重刻，此其覆校底本，君直同年屡索此书，无以塞命，因即以此贻之，尚祈审定是幸。”由此可知，其刻书认真用心，力尽完美，殆非虚语。[/size][/font][/color][/align]https://p3-tt.byteimg.com/origin/pgc-image/SCpbFtACA3L8OT?from=pc[align=left][color=rgb(34, 34, 34)][font=&quot][size=16px]《经眼录》所记各本，又每引相关序跋文献，明其撰著刊刻始末及版本源流递变，并附撰者、辑者，乃至作序题签、主事刊行诸家传略文字，不仅助品赏者了解背景，知人论书，且使研读者多得信息，时有他获。如所录民国二十二年（1933）刊丹徒李慎儒《鸿轩诗稿》四卷，除介绍作者生平事略、学问著述之外，还记其辑刊者：“胡筠（1881-1939），字笔江，江苏丹徒人。致力于乡邦文献的辑录。”而胡氏有子惠春，不仅为近世金融业实力人物，更是文博收藏界著名大家，曾先后受聘为故宫博物院陶瓷专门委员，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上世纪五十年代，以中南银行总经理的身份便利和在社会各界的声誉关系，疏通担保，为有关部门将流散海外的原清宫“三希堂”中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这“二希”国宝顺利购归祖国，立下关键重功。六十年代初，又在香港与陈光甫、利荣森、徐伯郊等同好，发起成立文博收藏界至今仍闻名遐迩的“敏求精舍”，并被推为首任会长。其“暂得楼”珍藏历代名瓷精品，则分批捐入上海博物馆，辟专室陈列。还以所获汉碑名品《西岳华山庙碑》存世四本中唯一的整纸全拓“四明本”，赠予国家文化部，归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然研究者述其家世父业，多谓其父刻苦自勤、成功创业，并以赈灾施药、兴修水利、开办学校等善举，回报乡梓，而鲜及辑刻乡邦文献之事。《经眼录》所记，恰为更全面地了解其人其事，提供了新的视点和线索[/size][/font][/color][/align]